日照史话2005/4 日照史话2005/4
那个年代当个反革命并不难
房学经
引子
七十年代中期，举国上下在落实政策。就是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县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六号办公室。一共从各个单位抽调了二十多个人，组成了专门的班子，我算是这个办公室的一个成员。因为这项工作十分重要，直接有局长分管，并有一名副局长任办公室主任，也叫落实政策小组组长。
班子成立后，我们开始的工作主要是阅卷。把历史上错划的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打成的各类型的反革命人名单，都排了出来。分类型、分阶段按照有关政策的规定，进行阅卷、调查取证。然后根据调查的结果，确实是冤假错案的都一一平反。
在那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经历的案件也有二三十起。有的虽然是冤假错案，都做了平反，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可有些案子直到现在我想起来，总是让我难以忘怀。我想，那时候的人怎么那个样啊！似乎那时候的政策也像那时候的人一样，都不知哪个神经出了毛病，使整个中国疯狂了起来。幸亏是个间歇性的，人们总算是从那疯狂中又醒了过来。
醒过来的人，回过头来去看看那时候的事，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不能说是啼笑皆非，应该说，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悲哀。
一
我看的第一个案子，是现行反革命案件，罪名是侮辱罪。罪犯叫万洪立。百余镇领子村人。
这个案子共四册，每册近２００页，有罪犯的口供，旁证材料。旁证材料中，大部分是批斗时的会议记录。
案卷中，字迹潦草，语句不通，用的纸张五花八门。阅起卷来让人感到头疼。事实上有些材料不用细看，比喻那些会议记录，批判会的发言材料记录，大多部分都是些无限上纲的理论和政治口号，而且都大部分雷同。半个月过去了，我拟了一个落实调查提纲，让组长做了批示。我就骑自行车下乡开始调查落实这个案子（那时候办案允许一个人）。
那是个初春。正是个乍暖还寒的季节。
一天一大早，我就骑自行车上路了。县城离百余镇领子村有七十里地。我骑自行车，顶着溜溜的小东北风，走了近四个小时，便到了领子村。到村头，我下了车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村里走着。心里盘算着先找革委会主任还是找治安主任。刚进村头，村里的高音喇叭突然支拉支拉地响了几下，接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就响彻在村子的上空。歌曲刚播了个开头，就嘎然停止了。“喂、喂、我说，贫下中农同志们，请注意，最近村里的阶级敌人又嚣张的不轻，尤其是阶级敌人的小孩也在兴风作浪，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我一听那是革委会主任黄道生在讲话，就直接推着车子进了村革委会办公室。
村革委会办公室，就在村子的东头。不多会我就进了院子，我在插车子的时候，黄道生可能是从窗子看到我了，接着把话题一专说，“我警告那些死不改悔的阶级敌人们，专政机关已派人来了，那些想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敌人们，你们要小心！”黄道生说完，接着又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便急急忽忽地从屋里跑了出来，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啊呀，房同志，你来的真是个时候，我们村里的阶级敌人一听中央要落实什么政策，都在蠢蠢的、协马——欲动。”
我笑了笑，说“黄主任，你真行，时刻不忘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不能忘啊，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的，忘了就会千万个人头落地啊！协马，有政策的要落实，协马，没政策的也他妈的要落实。”
进办公室后，黄道生很客气地说，“你一坐，房同志，我去找壶水。”说真的我跑了一上午路，也真的想喝水了，就笑着说，“好、好。”
不多会，黄道生一手提着一壶水，一手端着茶盘子，风风火火地来了。他在倒水的时候，我把来意说了说。他一听我是来复核万洪立的案子，就问，“协马，是不是要给他平反？”我说，“平反不平反，这得复核完了再说，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是不是要给万洪立平反，现在还不好说这个话。”
“协马，这家伙，至今还不老实，协马，前些日子说是去他闺女家治病，弄不好，协马又去上窜下跳来。”
我是知道，万洪立是到县里上访，要求落实他的问题。当时是我接待的，我告诉他，让他回家等着，县里马上就派人去给你落实。
复核案子的顺序，一般是先找当事人叙述下他犯罪的主要事实。然后，再复核证人所陈述的证言有没有出入。那时候的案件，有的水分特别多，由于派性作怪，复核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所以有的案子越复核，案情越复杂，甚至有的把假的复核成了真的。万洪立这个案子已复核过五次了，加上这次是第六次复核了。
中午饭，是在一家叫四寡妇家吃的。四寡妇家住在村子的西头，她家大门外有两棵老柿子树。这时的柿子树，枝干尽管还在寒风中洗礼着，但枝头上也悄没声息地冒出了绿芽芽。本来有村革命委员会主任黄道生陪我去吃饭，黄道生怕影响不好，就让我自己去。
我到了四寡妇家的家门口，她家的狗就叫了起来。这样也好，狗一叫，主人就出来了。我听到女主人在吓唬着她家的狗，说，“小花，别叫了，是县上的领导来了，好狗不咬贵客啊。”
说话间，大门口出现了一个中年妇女，她细高挑儿，一身青裤灰上衣很随时。留了一个比较时髦的短发，一张堆满笑容的瓜子脸，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灿烂。她一看到我就像见到了老熟人一样，笑哈哈地说，“同志啊，快屋里坐，快屋里坐。”
我随着她的热情就走进了院子。院内是水泥铺的地面，显得很干净。靠月台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花池子，池内有些不知名的花儿都在争先顶着土儿。有的露出了绿芽儿。四寡妇家住着五间堂屋，有西厢房，还有一排和堂屋拉齐的南屋，靠东墙根下有狗窝、鸡窝。有三四只老母鸡在院里觅食。这几只母鸡对我似乎没有什么反映，它们悠闲的在院里晃来晃去。
吃饭的地方是在四寡妇的西两间屋里。她早把饭准备好了。我一进屋，她就喜喜地说，“房同志，咱家可没有好饭吃啊，您就将就着吃吧。”
我一边应着，一边扫视了下这间吃饭的屋子，见拾掇的很干净，正面墙上挂着年画，靠西山墙放着老式的厨子和柜子，那厨子和柜子都是雕刻镶边，显得很典雅，古香古色的。我扫了一眼放在屋正中的吃饭桌子，说，“吃饱了就是好饭。”
“是呀，是呀，庄户人就是这个样，只要吃饱了就满足了。”四寡妇说话间，就下腰把扣在盘子上的碗一个个揭开了。四个盘，一个是鸡蛋炒韭菜，一个是香椿拌豆腐，一个是土豆丝，一个是萝卜炒咸肉，还有两碗菠菜炖大豆腐，放在饭桌子的两边。竹盘里盛了一摞煎饼，上面盖着小白包袱。在桌子旁边放了一瓶九仙老窖，桌子两旁都放了个小板凳。从放凳子和摆筷子的样子看，像是有人陪我吃饭。我坐下，四寡妇给我倒上水说，“这是我炒的苦菜茶，这个喝了打火。”她说着自己也坐下了，说，“我心思叫黄主任陪你喝个酒，他说怕影响不
好，就不来了，我陪你吧。”
我只好，笑着说，“好、好、好。不过，我不喝酒。”
“男人哪有不喝酒的，你说的也是。”
“真的，”这时，我想喊她大婶，可没喊出来。从她的脸上看也就是三十多岁的人。她是话，我只是随便的和她应着，“真的，我不喝酒。”
“好，不喝就不喝吧。那就吃饭。”
其实，这四寡妇说陪我吃饭，事实上也没陪我吃，她只是坐在我的对面看着我吃，她一边看着我吃饭，一边和我说着话。
“多大了，房同志。”四寡妇问。
“快三十了。”我说。
“看上去没那么大。”四寡妇嘻嘻着说，“娶了人口了？”
“呵呵，有了。”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真的？”四寡妇嘻嘻着说，“我看你长得这么帅，想给你说个媳妇，俺村里可有好闺女。这好，你有了。”说完她自己又喜喜的笑了起来。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也笑着说。
“是啊，什么事情都是赶早不赶晚。”四寡妇说这个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忽地没有了。既而，她脸上又荡起了一丝阴影说，“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早觉悟和晚觉悟就是不一样，你看人家黄道生主任，就是有头脑，开始也是个造反派，可人家后来站过来了，这不就当上了一村主任。”
“哦，”我还真的不了解黄道生的底细，就顺着四寡妇的话题说道，“识时务者乃俊杰。”
“就是，”四寡妇很认真地说，“老人不是说吗，人随王法草随风，眼里不看死活的人就是吃大亏。你看看那个谁、谁，合满家子遭那个罪。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四寡妇说这个话，似乎是有所指的，我一时不知她说的那谁、谁、谁是谁，也不好多问，只是随便的应着。不过我在心里有几个事想问问她，比如，她男人是怎么死的，她孩子怎么一个没有在家的？我想问，可没有话题引出，没法问。觉得这些问题不好这样直来直去的问。
饭后，我回了村革委办公室。我去的时候，黄道生早在那里喝开水了。见我来了，就说，“来，协马，先喝个水。”就端起一杯茶水递给我。又问，“协马，没喝点酒。”
我接过他给我的水，吸溜了一口说，“我喝酒过敏。”
“协马，我一天喝两顿，尤其是晚上，晚上不喝，协马，和老婆弄起来没劲。”
我笑了。
“饭，协马，怎么样？”黄道生咔嗑地一声，从窗户吐出去一口痰，用手摸着嘴，问。
“行、行，”我说，“这个主家很干净。”
“可不，协马，吃孬吃好先不说，协马，那些窝窝囊囊的户没法派饭，鸡刨狗挖的。中午走街过道的我没法去陪你。晚上吧，晚上我和
你好好喝上壶。”黄道生说完又朝窗外吐了一口痰。
“我说，黄主任，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给你们村的万洪立落实政策，有关落实政策的精神，党委都做了贯彻。我就不再重复了。过午，我想找找万洪立，先叫他自己说说，然后再找有关证人。”我停了停又说，“我想这次的落实政策，不同以往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对那些冤假错案必须纠正，作到不留任何死角，不留任何隐患。你们村万洪立的案子，是这次落实的重点。他的卷宗县里有关领导都看过，认为水分太多。我希望，这次，村革委会一定配合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那、那是、那是，”黄道生的脸上有些不悦，本来说话的口头语就很重，听了我说的话后，说话的口头语就连成了串，说，“协马、协马、协马……”
“我想，谈话时，不找任何人陪同了，我单独和万洪立本人谈。”
“行、行、协马、行！”
过午，黄道生把万洪立叫到村委办公室。
万洪立，个头不很高，顶多有一米六五，一脸串腮胡，头顶最高峰光滑无发，远看活像一块篮球弹扣在他的头上。在西下的阳光照耀下，泛着红光。黑色棉袄用一条草绳子扎着腰，前胸裸露着，泛着铜色，黑色的裤子，裤脚破碎了。穿了一双黄胶鞋，后边的鞋帮和鞋底已拉开了一道缝，透过那条缝，能看到带着厚厚脚皴的脚后跟。万洪立进屋时，嘴里叼着他的旱烟袋。烟包子吊在旱烟袋杆上，晃晃悠悠的。
万洪立一进屋，就把旱烟袋从嘴里拿出来，和我打着招呼，显得有些不自然的问，“来了，政府（罪犯称呼公安人员的用语）。”
我无声的看了他一会，见他走路有些轻飘飘的，面色苍白，有些弱不经风的样子。我见他显得很不自然，就指了下我对面的一把椅子说，
“坐吧。”
“我蹲着就行，政府。”他说话显得十分小心，略停了会，就很不自然的蹲在靠椅子旁边的墙根下。
“坐、坐。”在我的催促下。他才站起来，去坐在椅子上。
“今天，找你核实你的案情，希望你一定要如实的和政府讲。你也看到了，除了你我以外，没让任何人参加。这样，你不用担心别人对你打击报复。有什么说什么，一定要实事求是的对政府讲清楚。如果自己再说假话，引起的后果有你自己去负责。你应该明白，落实政策并不是永远的去落实。一旦错过了这个机会，可对你是不利的。这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你听清楚了没有？”
万洪立点了下头，说，“政府，我听明白了。”
“其实，我的案子说简单很简单，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可是，就是因为有些人和我过不去，就想把我治于死地，打成反革命，有意把我的案子搞复杂了。说我，侮辱毛主席。唉，我一提起这件事，我就气得浑身打战战。从我们家八辈子查起，也查不出我们家有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人啊！这些年来把我折腾的日子都没法过了，我也不想活了，也不知死过了多少次了。要不是家人看得紧，我早脱生了。可我有时也琢磨，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这不，前些日子我从广播里听到，中央要落实政策。我想了想，我是冤案，得要求政府给我落实。因为成了四类分子了，赶集上店出门走亲访友，都得和村里请假。我没办法，就以去看病为名，去县公安局说了说自己的冤案。”
万洪立说到这里，长长的叹了口气。“唉——老天也有开晴的日子啊！”
这时，万洪立的脸上，阴得比先前更深沉了。他把旱烟锅往地上磕了磕烟灰，慢慢的摁了一锅子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长长地吐了口白烟，说，“好，我，说说。”
万洪立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话音有些哽咽了。
“那是１９７９年的秋天，是九月初四，那天是霜降。一大早我背着粪筐去南河崖拾粪。转了一大早上，也没碰着堆狗屎人屎的。我就从村西头转着往家走。走到刘月仙的屋西头，我放下粪筐解小手，一泡尿还没尿完，我看到霜打的草地上有个石膏像。心里就想，谁把这样一个好端端的石膏像撂在这里啊。于是，我尿完尿就拾起来了。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像。我心里一阵高兴，想这么个石膏像都想不着，这回可想着了。我看了看，就是底座碰了一块去，头像还很完整，就想拿回家去供着。我背起粪筐，手拿着毛主席像就往家走。走了会，觉得手凉飕飕的，就把毛主席像放在粪筐里，临放之前我还把粪筐磕了磕，怕有土么狼神的弄藏了毛主席像。当我走到刘月仙家的柿子树底下时，刘月仙家的大门突然开了。门一开，我看到黄道生从里边走了出来，正好和我碰了个面。黄道生看见我一楞，接着说，“大叔，协马、拾粪来？”我说，“睡不着，起来转转，一拍狗屎也没拾着，瞎转了一早上，还叫它冻麻圈了手。”说话这个期间我就心思，你黄道生天明起来怎么从刘月仙家屋里钻出来啊？那黄四维没在家？我知道黄道生有那个脾气，好闯个老婆门子。心里就觉得窝囊，一大早起来碰上这个事，一天晦气。安说，得称呼他声黄主任，可我没心和他扯拉。就待达不理的，背着粪筐往前走。走着走着，那黄道生突然问，“大叔，你粪筐里背的是什么？”我没好气地说，“我背的是毛主席像、我背的什么！”“怎么，你背的是毛主席像？哪来的？”我说，“我拾的！”他说，“你拾的？”“啊，怎么了？”我有些不耐烦地说着。“哎，”黄道生看了看我，说话的口气就变了。说，“你拾的，在哪里拾的？你说你拾的有谁证明？你拾的，你用粪筐背着毛主席像象话吗？恩？”“怎么拉，”我有些不服气地问。“怎么了，这可是个大事大非的问题，把毛主席像放在粪筐里背着满庄里串游这是什么目的？嗯，走，去村革委办公室！”这个黄道生就这样把我弄到了村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接着，他在大喇叭上叫了五、六个造反派，和我辩论起来了。我哪服他那一套，就在那里和他们争执着。争了半天，我把粪筐撂在那里气得走了。哪想到，这天晚上，黄道生组织全村村民对我进行批斗……也就是从这天，我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受的罪，现在想都不敢想啊，一提起来，就浑身打战战……”
是啊，他不敢去想啊！一想起那个晚上，就象是在眼前。
秋末的过午，还不到六点，太阳就落山了。近２００户的领子村，家家户户都冒起了炊烟。就在炊烟还在村子上空缭绕的时候，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哧啦哧拉地响了。接着，村革命委员会主任黄道生，在大喇叭上吆喝，说，“革命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做文章，革命就是暴动。今天晚上吃完了晚饭，全体社员及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到老槐树底开批判大会，要求到会的人上至百岁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娃娃都要参加……”
这时候，万洪立还没吃晚饭，正坐在自家堂屋里抽着烟生闷气。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黄道生竟然把他用粪筐背毛主席像说成是故意的，更难听的还说他这是明目张胆地去侮辱毛主席。越想越生气，气得饭都不想吃了。老伴吆喝了好几次，吆喝的他连腔都不答了。两个闺女也来叫，只答应不行动。就是他大儿子没来叫，可在饭桌上一边吃着饭一边发着牢骚。说那个黄道生当上个吊主任不知道自己姓黄了，说村里流氓当道，说姓黄的没个好东西。万洪立的老伴听了儿子在胡罗罗，吓得她咬着牙骂道，“你这小死尸，墙有耳朵啊，你闭了你的臭嘴吧！”
老伴，一边骂着一边去堵儿子的嘴。
就在这时，大门突然开了，从外面闯进了七、八个戴红袖箍的大汉，二话没说，就扭着万洪立的胳臂带走了。那几个大汉临出门时，其中有个人命令道，“你们，怎么还磨蹭，不是去参加批判会吗！”
这时，一家人，一个也没说话的。都跟在后面往老槐树底走去……
老槐树底是村里开大会的地方，原本是一个打粮食的场院。自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就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开大会的场所。村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正好就在这个场院的北边。
夜幕降临了，老槐树上吊上了一盏明亮的汽灯，汽灯下，靠老槐树树干处，放了一张三抽桌，桌子上放着麦克风，桌子后边摆了五把椅子。老槐树上那个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语录歌。
大概是因为老槐树上吊的那盏汽灯的缘故，显得周围的村野格外黑。黑得有些吓人，有些恐怖。
这时候，会场上的人，已基本到齐了。人们都在悄无声息的等待着开会。只有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在会场的人空里到处跑来跑去，追逐着，打闹着。从孩子的打闹声中，似乎看到这不是在开批判会，而是在等待着看电影听大戏。可从大人们的气氛中不难看出，都在琢磨着这次又不知有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是啊，自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这样的批判会，人们不知参加了多少次了，每次都要有个阶级敌人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今晚，不知是哪个阶级敌人倒霉，人们都在心里嘀咕着。
万洪立被那几个大汉拖到村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时，两只破胶鞋也不知掉在什么地方了，光着脚，蹲在地上。拖他的人围在他的周围，在严加看押着。
就在这时，黄道生带领着五、六个人走上了老槐树底，一个个按坐排坐了下来。接着，老槐树上的大喇叭就停止了语录歌的播放。黄道生吹了几下麦克风，咳嗽了几声，说，“协马，现在开会了，首先让我们共同学习协马、毛主席语录，‘协马，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要打就要打倒，协马、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协马。’（黄道生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都是他自己随便编）”接着，他提高了嗓门，喊道：
“把反革命分子——万洪立，协马、押上台来！”
这喊声，震得老槐树都在发抖。
“嘘，怎么？万洪立是反革命？”
“这家伙，老实得三脚揣不出个屁，他能成了反革命？”
“是啊……”
会场上的人都惊呆了。
万洪立被两个戴红袖箍的大汉扭着胳臂，押上了台。
“现在我宣布，协马、万洪立的反革命罪行！”黄道生刚说完，就朝老槐树后面叫了一声说，“协马、把万洪立的反革命罪证拿上台来！”
这时，有个戴红袖箍的人提着一个粪筐从老槐树后面走了出来。
“协马、万洪立，你自己交代下你的反革命罪行吧！”黄道生说着，把那个粪筐朝会场亮了亮相，“广大的贫下中农同志们，协马、他
把毛主席像放在粪筐里背着满街串游，是什么行为？协马、这不是标准的侮辱毛主席吗？”
“我的反革命罪行是你给我加上的！”万洪立很不服气的说。
“把他的威风打下去！”黄道生一声令下，接着上去三、四个大汉，拳打脚踢，说不迭话的工夫万洪立就被打翻在地。一个大汉把他从地上提起来说，“你还装死躺下？把你的狗头抬起来让革命的贫下中农看看！”接着让他把两只胳臂朝背后伸着，下腰站着，说这叫喷气式。
就在这时，坐在台上的一个戴红袖箍的大汉领着喊起了口号。
“打倒反革命分子万洪立！”
“谁侮辱毛主席，就打倒谁！”
“……”
这时候，会场上一阵骚动。
有人，密报。说万洪立的大闺女万金凤在骂黄道生。接着，黄道生，指示几个打手，把万洪立的万金凤揪上了台。
“万金凤，协马、你大大（注：父亲），侮辱毛主席，协马、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不划清界线，协马、反而还在扰乱会场，你是不是要和你大大穿一条连裆裤子？”
“我没，”万金凤气得脸发青嘴发紫，待了老半天才鼓出这两个字。
“你没？”黄道生质问道，“协马、刚才，刚才你为什么不跟着喊口号？”
黄道生本来想追问万金凤为什么骂他，“黄道生你这个驴操的，你这个鬼子攮的，你这个汉奸种子，你这个没有人性的杂碎！”可这黄道生并没有去追问这些，她知道，追问的过程就是宣传他自己的过程，他也马马虎虎地听人说，他母亲在鬼子时期被三个日本鬼子轮奸，后被汉奸头子张步云要了出来，又让他留用了三个月。解放时，村农救会长见黄道生的爹三十多了没个媳妇，就分给了黄道生的爹，不到五个月，这黄道生就下生了。他黄道生是鬼子的种还是汉奸的种，谁也没法去做坚定。黄道生上小学时，有些孩子和他打架，总是骂他“鬼子爹、汉奸爷，您娘背着鬼子汉奸吃饽饽……”一想到这里，这黄道生就恨得牙根痛。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真的就是好，除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以外，还报自己的私仇。也好，我还不如借此机会整整这个万金凤，我托人去她家提亲她不应。这回我叫你看看我是干什么的了。
“你没，协马、你为什么不跟着喊口号？”黄道生厉声质问道。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没跟着喊？”万金凤明知在这种形势下，据理抗争没有好果子吃，可她还是不示弱，理直气壮地要黄道生拿出证人来。
“谁证明，有啊！”黄道生说。
“让他站出来作证啊！”万金凤也不示弱地说。
“是革命的就给我站出来！”黄道生朝会场上吆喝了一声。
“我作证！”这时，会场上站起一个人来说，“我证明，金凤不但没喊口号，她还骂你，骂你是鬼子攮的汉奸操的……”
会场上立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人们都东张西望，见作证的是黄四维。
“好了，好了，协马。”黄道生一听那个证人在揭他的老底，立时斩住了。说，“协马、批判会继续开，她万金凤不是不跟着喊口号吗，协马，下面就让她领着喊！”
“万金凤，协马、你听着没有？”黄道生呵斥道。
万金凤没有一点反映，站在那里两眼怒视着那个黑洞洞的夜。
“协马，打打她的威风！”黄道生又是一声令下。
接着上去两个打手，采着她的头发，一阵拳打脚踢过后，这个不示弱的女子服了。他眼睁睁地看到，平日都说话啦呱不错的些人，一到了这个时候，怎么都失去了人性，她不理解。她为了她自己的皮肉不受苦，似乎也是为了她大大，她看了看她大，就把拳头一伸，吆喝道，“打倒——俺大大！”
会场上立时响起了，“打倒——俺大大！”的口号声。
这个“打倒——俺大大”的喊声在村子的上空回荡了许久许久……
突然，黄道生歇斯底里地喊道，“协马，都不要再喊了，都不要再喊了！大家都成了万洪立的儿女了，他是全村一千多口人的大大了，协马！”
人们，立时从那一片嘈杂声中醒过来，都觉得跟着喊了这个口号受到了侮辱。
黄道生从地上跳到大桌子上，一手掐腰，一手在空中挥舞着，说，“广大社员和贫下中农们，协马，这个万金凤领着我们一块喊万洪立叫大大，乍一听是无所谓，只是喊了个口号。可上纲上线去认识，那就协马、严重了。我们想一想，我们参加会的，不说是姓别不同，就从一个村的邻里邻居上说，协马、那些爷爷辈上的、老爷爷辈上的，也都一块叫大大。那么，那些小字辈的就不用说了。协马、这不，乱套了？更为严重的是，协马，我们村有革命委员会和三十多个革命闯将，还有七十多个党员，这些人都叫万洪立叫大大。协马，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闯将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协马，那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闯将都叫万洪立叫大大，那毛主席叫万洪立叫什么？恩，这把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上？协马，真是用心何其毒也！一句话，这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就是现行反革命。协马，前些日子，公社里的造反派批斗一个党委书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时，党委秘书领着喊口号，本来想喊打倒刘少奇，可他喊了个打倒、打倒协马，毛主席，就这一个口号，秘书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接着就打入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去了……”
这时，在会场中有个人站起了，伸着拳头高呼道：
“打倒——万金凤！打倒政治反革命万——”
第二句正喊着，突然不喊了。接着，会场上又出现了一阵骚动。
“怎么回事？协马。”黄道生问。
“不好了，不好了，黄四维倒在地上不喘气了！”
不知是谁，大声吆喝着。
黄四维由于过分激动，又加上他喊口号用力过猛，第二声还没喊出来，脑血管迸裂?熏口号还没喊完就倒在地上了。村赤脚医生也在会场上，赤脚医生看到病情很危险，就打发几个人往村保健室送，可刚走到途中就死了。黄四维死了，黄道生就给他报批革命烈士，公社和县里都批了，最后报到省里，省里批示说，虽够不上革命烈士，其家属在村里可按困难户照顾。
“这个黄四维是干什么的？”我问。
“他就是个社员，这人外号叫二秆子。”万洪立正说着，朝屋外望了一眼说，“说了个媳子风风流流的。”
“他媳妇叫什么名字？”我从万洪立的脸上似乎察觉到什么，就问。
“叫刘月仙，就是你吃饭的那个户。”
“噢，”我点着头，应着。说，“你接着说吧。”
我闺女万金凤，就是领着喊了那句口号，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从那天晚上，一连批斗了十七天。每天晚上批斗时，把我那个粪筐放上石头，挂在我的脖子上，让我低头接受批判。时间长了就晕倒，晕倒了再打醒，就这样折磨着我。在折磨我的同时，硬逼着我闺女万金凤伸出舌头舔着我的腚，接受批判。在最后的那天夜里，我们爷两个分了两个会场，我在老槐树底下，接收批判，我回女弄到村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去批判。我回家时就快十二点了，到下半夜，我闺女万金凤就被人抬回家了，一回家哭得成了个泪人，她娘见她被打的裤子都破了，就犯疑，问了半天，闺女才说了实情，说她被弄到村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批斗了不长时间，就被那七个造反派轮流强奸了。第三天我闺女就上吊自杀了。从此我就天天挨斗，天天早起来扫大街。我成了反革命，全家都成了黑五类，我老婆，我的二闺女，我的儿子，一块扫大街，一块受批斗，我挨斗他们跟着赔罪。就因为我大闺女金凤死了，我儿子万金明上过公社、去过县，多次上访，也没有管的。这可惹怒了黄道生，黄道生说万金明上访是上窜下跳，陷害革命干部，陷害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就往死里打。不知有多少次被打死，抬回家去又活过来。就在７０年这年的春天，说他奸淫幼女，被判刑１５年，现在还在潍北劳改队改造。我大闺女死了，我儿子又被判徒刑，我老伴想闺女想儿子，想得中了个精神病。到处疯疯癜癜的跑。我没法只好常年用铁链子栓在家里。房同志，我这些年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真没想到，我家八辈子贫农，没心思竟然到了这般天地……
万洪立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万洪立提到他儿子被判１５年徒刑的事我了解。前些日子，劳改队上来人对这个案子已进行了复核。当时是我陪同到村里进行调查复核的。
万金明奸淫的那个小女孩，今年六岁了。被万金明奸淫那年才四岁。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对两年前的事还能记得吗，我当时心里也着实是没有个底。
那是一个半月以前的事了，我陪同潍北劳改队的两个同志来到了白余镇领子村。劳改队的两个同志说，万金明在劳改队老是喊冤，几次咬开自己的指头用鲜血写在墙壁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调查组不想找村里的人陪着，想单独找当事人落实下，看看案件有没有出入。如果案子错不了，回去给他加刑。
那天一早，局里用中吉普把我和劳改队的两个同志送到了领子村。我们以探亲访友的身份找到了万金明奸淫小女孩的那个户。
这个户在村子的西头，往西就是领子河河滩。我们找到这个户的时候，那个被万金明奸淫的小女孩正在她家的大门口拍燕子窝。我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小女孩停下手里的活，抬起扎着两个小刷子的头，瞪起一对大眼睛看了看我，待了半天说，“我叫芬孩。”说完又去忙她了。
“噢，你爸爸妈妈在家吗？”我问。
“我爸死了，他住在河的那边。”芬孩头也没抬，只是用手胡乱的往河的对岸指了指。
“那你妈妈在家吗？”我问。
“不在。”她还在拍她的燕子窝。
“去哪了？”我问。
“上东北了。”
我正在问着芬孩，从院子里走出一个老太太。满脸树皮，一脸沧桑。她看了看我们问，“您找谁啊？”
“找我大（指父亲），不，也找我娘。”芬孩说。
“老大娘，我们是，”一说到这里，我觉得没法和这位老人说了，你说是他儿的朋友吧，不妥，他儿子死了我们都不知道。说是她儿媳妇的什么亲戚吧，又说不上她儿媳妇的名和姓。就在这个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看了一眼这个小女孩。我说，你这孩子不是被万金明糟蹋了吗，我们是县防疫站的，这两位都的大夫，想来给你的孩子检查下，看留下后遗症没。
这时，老太太脸上显出了一丝差异。继而，又叹着气说，“这孩子命苦啊，她爹大前年死了，她娘又改了嫁，这不就是我养着她，我这也快七十的人了，我死了，这个孩子怎么活啊。”
我见这个家庭这么不幸，就问，“这孩子的爷爷呢？”
“五八年打水库塌方砸死了。”老太太说。
“噢，”我心里忽地升起一阵酸楚。
似乎就这么几句话，拉近了我们和这位老太太的关系。老太太说着，就让我们进了屋。
这时候，这个小姑娘也似乎对我们没有什么敌意了。她从大门口跑进屋里，站在屋门口看着我们。
“大娘，是谁伤害过芬孩？”我见气氛比较融洽，就直接问道，“是怎么伤害她的？”
“唉，”老大娘叹了口气说，“那都是那个黄道生小死尸做的孽，当时我也不知道把人家猪孩送劳改队啊！”
“猪孩是谁啊？”我问。
“不就是万洪立家的大小子。”老太太说。
“万洪立的大小子叫什么？”这时，我已明白了猪孩就是那万金明，可我还是问。老太太接着说，“叫什么来，叫、噢，叫万金明。”
“万金明怎么伤害芬孩的？”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想着，那是个下雨天。黄道生穿了件雨衣，来了俺家。说，“二娘娘，你知道不知道，５８年打水库时，俺二大大（在这个地方指二叔的意思）被塌方砸死该谁是的？”“我说，管该谁是的，人已经没有了，再说多了咋？”黄道生说，“二娘娘，咱不能咽下这口气，现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咱说话的时候，现在不说，什么时候说？那万洪立已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如果不给他斩草除根，日后再来了什么运动，不又找咱的麻烦？”我说，“你准备怎么着人家？”他说，“怎么着人家？昨天过午，我看到万洪立的儿万金明在西河滩上，抱着小芬孩，把个尿尿的晨子（即生殖器）放在芬孩的尿尿的地方，要不是我老远冲了，他不就要了芬孩的命了？”他这一说，我就赶紧看了看芬孩尿尿的地方，看也看不出什么事来。黄道生就问芬孩，她小，什么也不懂。怎么问她，她就怎么答应。最后就定了报告公安局。过了不几天，那个万金明就叫公安局抓了去，以后听说砸了劳改。
芬孩的口供起不起法律作用，当时我没去多想。我摸了下站在门口的芬孩，问：“芬孩，你认识猪孩？”芬孩点了下头，并把头一歪，笑笑。我说，“芬孩长得真漂亮，我问你，芬孩，你想着猪孩有晨子没有？”“猪孩有，有晨子。”“猪孩的晨子多大？”我问。“这么大。”芬孩用手比划着，她那一比划有暖瓶那么粗，有赶面轴那么长。我又问，“猪孩的晨子有毛没有毛？”“有毛。”芬孩说。我问，“猪孩的晨子放在哪里？”“放在窝里。”芬孩说。“窝在哪里？”我问。“在树上。”芬孩说。“他的晨子会飞不？”我问。“会，他的晨子，扑棱一下就飞了……”
劳改队的两个同志看了看这种情况说，“这个孩子的话，根本起不到法律作用，万金明的卷宗中，也记录了这么些材料。从原始档案我们就发现这个案子有问题，我们多次给原判法院提出来，回执总是说判决无误。”这次，除了进行案情调查以外，主要是对这个女孩进行处女膜鉴定。
其实我是知道，这个案子顶着不平反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办案的人现在成了县革委成员中一位领导了。
找完受害人以后，其他的旁证材料都做了复核。在第二天上午，有芬孩的奶奶陪同她到县人民医院做了处女膜鉴定，“处女膜完整无损”。在此基础上，正面接触了黄道生。黄道生仍然坚持万金明的案子错不了。
万洪立陈述完了他的情况后，我对他安慰了几句。我说，“对你这个案子的复核得有个过程，你要坚信党的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要相信你的案子，将会得到公正的处理。对于你儿子万金明强奸一案，前一段已做了复核，估计处理也不会拖的时间太长。你安心的等着，也不用到处跑了。”
万洪立点着头，嗯了一声。
我经过三天的调查，万洪立侮辱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基本查清了，纯属无限上纲，硬给万洪立按上了这么个罪。
临回来的那天中午，我又在刘月仙家吃饭。这时的刘月仙已经知道我是来调查万洪立的案子了，就主动和我啦呱这个案子。她说，当时叫她去领着去找芬孩调查材料，我听着就瞎胡来的。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的话能信么？也怪了，公安局的人就信。再说，也没有黄道生这么认真，村里不管是谁，只要对毛主席有半点不忠，他就不答应。是啊，要不他也当不了这个村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对这个刘月仙也初步有了些认识，她说话我只是答应，尽量不去和她多的引出些话题。我想，如果历史对这个文化大革命有个新的认识的话，她这个死在批斗会上的“革命烈士家属”吃劳保的待遇就不会有了。
过了两个多月，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对万洪立侮辱毛主席反革命一案做了结论——纯属冤案。并且决定，在什么范围内打的反革命，就在什么范围内平反。因为我去复查的，就决定让我再去领子村给万洪立平反。正巧在这个时候，潍北劳改队上也来了人，他们是为万金明平反来的。不过，他们是带着万金明的骨灰盒来的，我听了劳改队上的人介绍说，那个万金明已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了，平反不平反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一天夜里在监狱里硬碰死了。
我听了什么也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这样死的人也不计其数。死了就死了。为了陪同劳改队的同志去领子村，领导决定让我陪同去，一块宣布下万洪立的冤案平反。
那是差七、八天就快五一了。局里派了中级普把我们送到领子村（坐中吉普是跟劳改队的同志沾光）。进村后，我找到了黄道生说明了来意。他阴着脸，嘴里只是协马、协马的，从他的情绪上看，似乎有什么事在发生。可他只是低着个头，领着我们去了万洪立的家。进门，我听到有个女人在嘤嘤的哭。进屋一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穿着白衣服，坐在一个用铁链子拴着的老太太跟前哭。我一问，哭的那个妇女就是万洪立的小闺女。她见黄道生领着几个人进了屋，有些恐怖，就不自然地站了起来，问：“道生大哥有事？”
黄道生说，“劳改队把你哥哥送回来了。”
“在哪？”那妇女一惊，问。
“啊，”我一看，意识到这个户又发生了什么，就问：“老万呢？”
“我爹、老了，”那个青年妇女说，“今天上五七坟。”
我一听，看了一眼劳改队上的同志，示意了下说，“啊，我们来看看你，要注意身子，好好伺候你妈……”
“嗯，”那个妇女哽咽了。
后来，我忘了，是怎么出来这个户的。
我常这样问自己，尽管是给万洪立平反了，可他在那九泉之下能闭上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