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下面這篇訪問記的作者鄧慧楣女士，是新加坡《大眾資訊》雜誌的主編。訪問記介紹了香港文化界名人范止安先生在其先祖范仲淹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精神的感召下，抱持愛國愛民、自強不息的人生觀，長期為香港、內地文化教育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從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中華文化的崇高價值，值得一讀。
鄧慧楣（以下簡稱鄧）：范先生，非常高興您能抽出寶貴時間接受《大眾資訊》的訪問，這實在是我們的榮幸。
范止安（以下簡稱范）：謝謝您的蒞臨訪問，使我有機會跟《大眾資訊》讀者，尤其是東南亞、加拿大以及中國內地讀者們結緣溝通，不只感到高興，並且感到是跟朋友一起親切地暢吐心聲。
鄧：人們都知道，您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後裔，您能給我們談談有關“范”姓的淵源嗎？
范：首先介述范氏家族的歷史，那就源遠流長了，我族誕生於西元前二千餘年的帝堯時代，幾千年以來，歷代均有范氏傑出人物，如春秋時代韜略卓越的范蠡先賢等，史料記載有二百餘位之多。本人於2001年編印出版的《范氏歷代先賢史料》已彙編記述，追思先賢的光輝史跡、千古典範。
諺雲樹從根起，范氏受姓之祖范武子，生於東周（約西元前660年）時代。范武子文武雙全，屢次平亂，穩定政局。周定王待以諸侯之禮，擢為晉國中軍元帥，兼任太傅之職，並封地豫魯（現在河南、山東）交界的范縣，更以封地為姓，這是范族受姓之始也。
范氏一族是中華（五十六個）民族中漢族成員之一，范氏族群遍佈全國和世界各地。近一千年期間，范族最傑出之偉人，舉世皆知是北宋時代范仲淹（謚文正）。他的文治武功，永垂青史，尤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思想著稱於世。宋仁宗尊之為“先賢”，清康熙更稱之為“聖賢”，肯定了范仲淹公是中國歷史上的永恒巨人，甚至是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精神“智庫”。
鄧：范仲淹公提倡以儒家學說為治國理念，他受到了所有中國人的景仰。您能給我們談談范仲淹公精神的精髓嗎？
范：您問范仲淹公精神的精髓？問得好！范公名句是眾所周知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精髓在於一種完全奉獻的崇高精神境界，將個人利益放在最低的位置。而這種精神淵源由自：范仲淹幼年喪父，母親改嫁，他隨著改姓換名；不過他少有大志，離家宿廟，苦讀飽學，歷經艱辛，考取進士，榮任官職。之後，呈報朝廷恢復原姓，認祖歸宗，並迎養親母，還將她的遺體安葬在“范園”陵寢。仲淹公立志發憤、事親至孝的品德，是他為官後以民為先，以天下大事為重的崇高思想的基礎。另一了不起而很少人評論的史料是，范仲淹親生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范公仙逝之後，純仁公（北宋宰相）主理家族事務，乃以四兄弟的官方謚銜區分為“監簿房、忠宣房、右丞房、侍郎房”，各立字號，使其家族組織化、系統化。千年以來，范氏族群排字論輩，有條不紊，范純仁公實足承傳仲淹公精神“智庫”，高瞻遠矚，令人敬佩。
鄧：我們知道您在早年曆盡了種種艱辛，這些經歷無疑能給當今的年青人不少啟發，范先生能給我們談談您的往事嗎？
范：談到范某童年、求學時期及何時來港發展等話題，使我聯想到01年春在成都出席“三禮”期間，應邀參與的兩位中生代朋友，他們耍樂之餘，居然把我視同聊天籌碼，涉及范某“忙甚麼呢？又在想甚麼呢？”對我言行似欠了解。因之，我在趕往洛陽出席“景范第二十六希望小學”落成啟用典禮的旅途中思考及此，決定回港口述，文友執筆出版《范止安先生近半世紀經歷簡介》小冊子，公諸社會。
我生於江蘇省如皋市，現年八十七虛齡，是文正公第五代公儀（忠宣房）先賢的後裔。他遊學經過如皋，欣賞學風甚盛，因而落籍定居如邑北鄉，歷代子孫眾多。人稱如皋是魚米之鄉，范氏享有“范半城”美譽。不過，先父是一位樂天派商人。我的童年曾經大病多次，我偏愛傳記，閱及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名言：“人，生於有事做，死於無事做。”啟迪了我的新思維，決定離開桑梓半工半讀，考入上海大夏大學選修法律系。詎料學業的第二年，抗日戰爭爆發，毅然投筆從戎，歷任軍隊要職。1944年在重慶軍委會服務，並獲詮敘陸軍少將；1945年抗戰勝利後，奉派武漢在程潛麾下工作；1948年獲准退除軍役，在上海親見解放，也決定了新生活的方向和耕耘的目標。
鄧：范先生，您是甚麼時候來香港的呢？來港的初期情況我們的讀者也很想知道，因為在人們眼中充滿了傳奇色彩，對於這些您能略為談談嗎？
范：1950年我由上海經澳門抵達香港，恰巧這天開始不準外省人自由入境。我憑機智闖關步入“天堂”後，一度沉迷於醉生夢死的花花世界裏。兩年後，我妻和兩個兒子獲准來港定居。我有照顧家庭的責任，惟一財路是菲薄稿酬和友儕小支援，因之生活陷於困境。但一直堅持自立更生，不斷創造條件，如自辦電影公司、與友合辦大專型的書院等等，幸而還有活動的空間，眼專一於文化教育方面的選擇和發展。
鄧：范先生，可以告訴我們您是在哪一年創辦新亞洲出版社的嗎？當時的情況怎麼樣？
范：1965年與友合作籌辦新亞洲出版社，66年正式成立，編輯印行適合港澳地區的小學教科書。首輪推出小學中國語文和作文教材，但參與成員對前景存疑而中途退股，我就自動當選為總經理兼總編輯。稍後獲得教育界多位精英參加工作，為此又成立新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與新亞洲出版社並肩營運。業務蒸蒸日上，但並非一帆風順，其間歷經不少考驗，百煉成鋼，奠定了新亞洲出版機構的發展和邁向新世紀的穩定基礎，也有能量迎接教育改革浪潮的新挑戰。
鄧：范先生，我們渴望能與您一起分享成功的快樂，但在創業過程中的種種辛苦，對我們來說亦極具價值，在這方面我們希望能聆聽您的教言。
范：問我創辦新亞洲出版社過程中的苦與樂？從宏觀角度而言，我的人生觀，早年受到俾斯麥“人，生於有事做，死於無事做”的影響，並期承傳范仲淹公“先憂後樂”的博大精神，克盡薄力，為文化教育能做多少是多少。談到苦與樂，因為我在新亞洲機構（包括新亞洲出版社、新亞洲文化基金會、景范教育基金會等單位）工作了卅餘年，不論苦或樂，說來話長，舉述其中一、二事例吧。
回憶廿年前香港教育當局頒布小學中國語文科新課程，那時我兼任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副會長，聚會中談及新亞洲出版社新編語文課本是何人主稿編寫，我說蜀中無大將，只有親力親為了。現場有一自學成名之行家說：“真的嗎？”幸荷餘鑒明（已故）會長指證，確是范公親自操刀，並由資深學者吳俊升博士過目校正。如雲苦與樂，這科書的全部教材三百篇，其中絕大部分是憑腦力構思創作的，並須按照指引使用表列生字四千餘個，至於題材要健康，深淺須適度，這些規格不在話下。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小一教材要國語文法寫作，兼及粵語語音朗誦（好象唱歌），這比寫博士論文還要艱苦，但也樂在其中。另一難處，全書三百篇教材，每篇要安排生字六至十餘個，還須重復使用這些生字。上述指針我做到了，送審過關並蒙列入用書表。苦後之樂是推出發行之後，頗獲好評，擦亮了新亞洲出版社當年的小招牌。記憶猶新的，香港教育署主管中文科的蘇先生的樂業精神、實事求是的負責風格，足資高官們學習和跟進，為教育改革獻新猷。
鄧：新亞洲出版社的現狀怎樣？范先生能給我們作一簡要的介紹嗎？
范：新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當前概況是：本公司創立已達卅餘年，出版宗旨，迄今堅持愛國立場、闡揚中華文化；業務重點是編印出版適合港澳和海外僑教的教科書和參考書簿，並在力求精進，落實教改，惠及學子的訴求下，承擔起應盡的責任。我們不是唯利是圖的出版商，諺雲：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我們甘為孺子牛，並且自創條件，在中國內地的文化教育領域裏，默默耕耘，已有顯著績效，還在繼續努力，克盡綿薄。
鄧：據我們所知，新亞洲出版社的出版物內容很豐富。范先生，您能給我們略作介紹嗎？
范：本公司編印發行的品目，現階段已達到“一條龍”的發展程度，包括幼兒園、小學、中學的中文教材和配套教具，還有一些英文教材，各類補充教材和工具書，以及大學生適用的各類叢書等等。不過，現正面對香港教育改革的關鍵時刻，我們樂於配合新的教育政策，改正和刷新教材素質，作出新的貢獻。
鄧：香港回歸祖國已五年了，為了順應這個轉變，教育界也興起了種種改革，對此范先生有何高見？
范：香港九七回歸已達五年的今天，值得研究的問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發展議會公佈了《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的文件。其中要點之一，明確指出，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了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使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據聞有些教師提出中國語文教材要加上粵語注音，這樣的保守觀點，實與教育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對教改的實際效應如何？現所產生影響概可想見，值得關注。
更重要的是《學會學習》文件明確指出，新的課程架構，是以語文能力為主導，與過去的《閱讀教學》著重以精讀教材為主，以篇章教材為核心，明顯有所不同。這項規範的重輕，不難理解。但教改政策公佈之後，教師的反應如何呢？因為香港回歸後仍然通用篇章教材，現在要用教育改革規範的新教材，如同改變飲茶吃菜的老習慣，近乎生活“革命”一般的衝擊，如果認同教改的必要性，就要臨老“學吹打”，還是抱住“金飯碗”隨波逐流呢？似乎有點徬徨。幸而有些出版商，未卜先知“向錢看”，機不可失，製作出避重就輕，包裝悅目的“雞尾酒”式“可口”產品，投入市場，使得供求兩方皆大歡喜。不過，仍有明智的教育工作者，權衡利弊之下，選用了全新編印的教材，貫徹教改政策，樹立榜樣。
綜上所雲，只是一台好戲中一群基本演員或臨時演員演出的片段劇情。但哪些高官指導監督教改推行？實況知多少？希望多多接觸社會人士，深入了解，請賜考量。還有新編教材是否實足按照新的課程標準審批處理？如中學中國語文教材，指明以語文能力為主。又如小學數學教材，按照指示第一次送審一至三年級，如超限送審又如何呢？還有，各級學校對教改政策實施後的支援和績效如何？希望有關當局及時說明澄清。
鄧：對於教育改革，范先生還有哪些看法可以與大家分享呢？
范：本人的看法，教育改革刻不容緩，必須加快改革步伐，尤須提供在職教師的“研習”培訓，學而後師，才能事半功倍。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行高官“問責”機制，可能“問責”達到較廣層面，不妨拭目以待。
談到這裡聯想及以色列國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全國五百五十餘萬人口，立國只有五十多年，居然做到沙漠變為綠洲，揆其飛速成長的最大因素，乃由於著重教育發展的卓越功效。他們的教育水準，三個男公民中就有一名擁有博士學位。更了不起是已有七所學府榮列世界二百所著名大學之林。相對而言，香港現有人口已近七百萬之多，人才濟濟，教育資源相當充實，只要拆除自我封閉的保守框框，借鏡以色列國重視教育的成果，冀望向前看的初步指針，我們追上中國內地、台灣的教育發展績效，並期搭乘三頭馬車爭千秋。
鄧：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知道范先生對此也很關心，您曾多次往內地考察、觀光。范先生能與我們談談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見聞嗎？
范：我定居香港已五十餘年，自稱香港的文化老兵，也算是教育工作者。回溯1991年開始參與兩岸三地文化交流事務，1993年7月在港主辦大陸、台灣、香港的文化經濟研討會，出席學者、專家一百餘位，提供研討的論文數十篇，兩天會議相當圓滿成功。因我小有貢獻，東北三省社科院領導人邀請前往訪問，盛情可感。
是年8月杪帶領三女一男的秘書班子同行北訪，首站是吉林省長春市，參觀重工業設施，大開眼界，再由社科院呂副院長等陪同，專車直驅延邊的長白山區，爬上山頂（中、朝交界）俯瞰“天池”勝景，令人陶醉不已！而後巡遊鴨綠江、松花江，到達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參觀著名的大慶油田。深感驚奇的，到處都有油管、風車，細水長流地生產出遍地似黃金一般的原油。再去遼寧省的瀋陽市，遊覽勝跡之一的“怪坡”，顯著的特色是，汽車上行關著油門，下馳必須開放油門，雖然怪怪的，但在地質學上不足為怪。最後抵達大連市，參訪近在咫尺的旅順，憑吊日俄戰爭在我國土上留下的血跡。此行往返十六天，增長了不少見聞。
使我印象深刻的，我曾走訪過一些偏僻地方，跟一群失學孩子談天說地。回到香港之後，馬上寫信給中國社科院領導之一汝信副院長，坦述東北之行見聞的感想，建議籌辦民間文化組合，對教育落後、少數民族地區，提供必要教材、教具，緩解地方當局設施之緊張。不久，汝先生回信說，可以考慮，稍後郭永才秘書長與我不斷聯繫，並達成共識。1995年底中國社科院與新亞洲文化基金會在珠海市主辦“香港史研討會”其間，龍永樞副院長在那裏與我拍板落實，合組“北京東方城文化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推我擔任董事長，旋即展開第一項任務，在陜西省丹鳳縣捐建“東方城希望小學”，該縣領導們親到北京出席捐款建校儀式，我首次參與了“希望工程”的活動，很有意義，並獲中央廣播電臺邀往演講，對全國同胞介述先祖文正公（諱仲淹）的學術思想、愛國精神，分享祖蔭，尤須努力闡揚“范學”的光環，使之普照全世界。
鄧：談到“希望工程”，我們都知道范先生您在這項工作上，為內地的失學兒童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這裡我們想聆聽您的教言，以及了解相關的一些事情，您可以談談嗎？
范：我積極參與“希望工程”行列，是1997年秋，赴京出席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頒授特邀教授的聘書和發表《中華文化與出版關係前瞻性研究報告》論文的典禮之後，承友陪同前往蘇州天平山文正公義冢祭祀，在陵園覽及不少文物。其中之一是文正公創辦“義學”樹人育才的光輝史料，深受感染，啟示我仰效先賢，澤潤孺子，培育英才。我決定奉獻個人私蓄，在香港成立“景范教育基金會”，參加“希望工程”的行列。先後在內地十九個省區的少數民族或教育落後地方，籌辦“景范希望小學”，現已完成卅所。還在出生地創設“範止安圖書館”；組成“范止安獎學金”委員會，舉辦了十年，獲獎學子計達二千餘人；併為追思先賢范仲淹公建設“范公苑”景區。又在香港創辦“范賀渭清幼兒園”；陜西省成立“景范保健培訓中心”；四川省組合“范仲淹研究中心”；黑龍江省興建“景范教育培訓中心”；以及在河南省伊川縣興建即將落成啟用的“范公祠”等等，共約四十個單位。但並未到此止步，仍在創造新的條件，其目的之一，在於弘揚范文正公先憂後樂的學術思想及愛國精神。另一方面，“希望工程”展開以來，反應良好，並荷各方援手協助，績效顯著。自願再盡綿薄，藉期擴大成果，邁向更高的目標，以留下甘為孺子牛的一頁。“牛”也相當關注希望小學孩子們的學習精神，最近通函各希望小學，暑假在即，推選學習成績最優異者，逐一發給獎勵金。又舉辦各校學生作文比賽（有獎）項目。這些動態說明“牛”不只勤勞耕耘，更冀望孩子們茁壯成長，為國效力。
鄧：最後一個問題，希望范先生能給我們談談您的近況和今後的宏願，特別是您的人生觀，相信會令時下的年輕人獲益不淺呢！
范：我的虛齡八十七歲，可算老而彌堅，永不言退。朋友們都知道我的口頭禪“人，生於有事做，死於無事做”，恕我大言不慚，當前生活情況，不只是公私兩忙，2001年出版社重組後，我仍須做點事，扮演的角色，近乎一個足球隊的守門員；並自訂遊戲規則，決不逞強爭勝，不打茅波，發揚體育運動的道德精神。您說新世紀是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我記下了，也會轉告本機構的鋒、衛成員們，提高警惕，並與大眾集團同仁攜手迎接新挑戰！矢為正義奮鬥到底。
至於我的人生觀，從上述一系列的談古論今的話題中，涉及到我的思維和表現。如果深究的話，我是中國人，我熱愛國家，我居住香港五十餘年，不啻第二故鄉。人稱我是社會活動分子，那是對我不太了解的評估，我不介意褒或貶的物議，一直自強不息，自我鞭策，投入喜愛的園地裏，務實工作，活得開心。還有絕唱是友儕謔稱我“小范先生”，這個雅號的來源，乃宋代駐防陜西延州（現在延安）對抗西夏羌兵的大軍統帥范雍（人稱老范）屢戰屢敗之後，宋廷特派范仲淹膺任陜西經略副史統帥延州駐軍，文正公精通戰略，採取以守為攻（當年交通不便，軍糧運輸困難）的屯墾策略，但仍不時伺機派兵出擊，做到不勝無歸，使羌兵膽栗心驚，稱呼“小范老子”胸懷十萬甲兵。這項史料相傳迄今，因而我分享到“小范先生”的榮譽，也是極大的鼓勵；尤須學習“先憂後樂”的學術思想，文正公愛己及人，到處辦學的無私精神，例如現在延安市的嘉嶺書院，就是他老人家創辦的學校之一，為國育才，留芳千古。
總結訪談中列舉的事例，是從現實見聞衍生所及的觀點，就事論事而已。摯誠呼籲教育、出版界人士，必須犧牲小我，傾力支援香港教育改革政策的徹底施行，為百萬學子創造更美好的明天，造福社會，功在國家。
基於先祖文正公所著《靈鳥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名句的啟示，實話實說，訴諸公論，歡迎不吝指教。
鄧：謝謝范先生在百忙中撥冗接受我們的訪問。古人說：“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深信由您繼承下來的范仲淹公的精神，必會讓我們的社會和後來人士從中得到益處。謝謝！我和我們的讀者向您致以深切的謝意！
（新加坡《大眾資訊》雜誌2002年6－7月號）
